发布于 2014-08-28 11:09:50 | 204 次阅读 | 评论: 0 | 来源: 网友投递
微信 即时通讯软件
微信（英文名：wechat）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
大约在7万年前，印尼托巴火山有过一次“超级爆发”，那次火山连续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地球。后来挺长一段时间，地球被冻得像一个巨大的哈根达斯冰淇淋球，好多动物都灭绝了，这也威胁到了人类生存。在那种情况下，人类行为有了改变，他们的社交性增强了，这有利于大家抱团取暖。这个社交程度改变的过程大概是1000年左右。7万年后，智能手机的发明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安装在移动终端的社交应用让人们的社交性增强了。
考古学家是通过查看7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规模的变化而得知人们的社交性在增强的，现在我们用不着那么做。最好的方法是测量人们用在社交上的钱—这也符合投资理财关注公司人财务生活这个概念—《第一财经周刊》从“社交工具对现代人社交费用的影响”这一角度对多个城市的公司人进行了调查分析。
本次参与活动的公司人总计140人。其中男性78人，女性62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的49人，居住于天津、大连、沈阳、西安、南京这些新一线城市的42人，居住于锦州、鞍山、连云港、拉萨、宝鸡等二三线城市的49人。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调查的并非海量数据，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是不严谨的，但相信这种具有深度的小样本调查很具启发性和指示性，这有点类似于那些更具统计意义的大数据初值的价值。
微信更棒
统计结果显示，在微博、微信、QQ等常用的社交工具中，使用微信的人群占比最大，为90.71%，使用微博进行社交的人群已经非常小。
这可能可以说明，社交应用的市场占有率和人性中的社交倾向是不是具有开放性这种哲学问题根本没什么关系。人们是否选择一种社交工具的依据更多在于，这家伙是不是方便、快捷、容易获得；另外，最重要的，使用这种工具的人是不是足够多。
社交工具增加了多少社交费用？
本次调查对象中，高达九成的公司人表示使用社交工具后增加了相应的社交支出。其中，62.14%的被调查者表示相比从前，现在用在社交活动上的花费增加低于30%，26.43%的被调查者表示增加的社交费用为30%至70%，还有5.71%的被调查者增加的社交费用在70%以上。
对于大部分公司人来说，社交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活动更频繁。66.43%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增加了与熟人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42.14%的被调查者则表示增加了与同事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
相比之下，因为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增加与情人或配偶以及家人外出次数的人群的比例就比较低，仅为15%。另外，14.49%的被调查者表示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增加了与陌生人的实际接触。
如果说时间对于公司人来说是稀缺的资源，那么和朋友、熟人以及同事约会次数的增加无疑挤占了人们和家人聚会的时间。在数据上看，增加与情人、配偶交际的重要性和与陌生人交际的重要性在一般公司人看来是差不多的。
这种社会趋势让公司人的社会资本集中度降低。也就是说，更便捷的社交让人们的社交平均成本降低，这让他们有可能和更多原来比较疏远的关系更亲密，而代价是原本很亲密的关系也因此被稀释了。
此类变化大概能推导出两个方面的倾向。一个是移动社交应用让熟人社会更加泛化，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有利的。因为这种泛化作用让新进入的人更容易融入区域性人际网络。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建立有利于新人融入的环境会更有利于这个城市的发展。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不因为新加入者缺乏社会关系就找不到工作的城市会有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坏的。社交应用似乎破坏了传统家庭生活的轨迹。我们猜想移动社交应用对离婚率增加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对这一点我们没有进行调查。
另外，由于社交工具提供的社交网络平台让信息分享更加自由，被调查者，尤其是女性公司人，在看到朋友分享的美食、娱乐活动照片后，她们自己也会产生尝试的欲望，进而增加相应的社交费用。并且，由于朋友圈里的分享多来自使用者认识或熟悉的人，这种隐形宣传无疑会更容易被认可并付诸于实践。而这会成为更真诚的营销方式么？只能说，但愿如此。
当然，被调查表示，也有一部分人在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社交活动并没有明显增加。在社交活动没有增加的人群中，大部分年龄偏大或者生活路径重复性比较强，职业偏于教师、医生等。
例如王女士，她是位小学教师，在使用微信等社交工具后，的确很方便地找到了许多失去联系的校友同学，但大家也仅是限于用社交工具叙叙旧、聊聊天。现实生活里和谁吃饭聚餐、和谁逛街旅行也都还是那些固定的人，生活轨迹并没有因为社交的广泛有什么改变。
大叔们的崛起
同时，在增加的社交活动中，男性更愿意为此付账单。虽然女性通常被认为更容易冲动消费，但是社交活动中的账单，并非用于女性本身，所以女性在付账过程中更能保持理性。在本次调查中，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增加的社交费用，在70%以上的群体里由男性支付。此外，从性别角度看社交活动增加占比来看，在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表示并没有增加各类社交活动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前者为27.42%，后者为16.67%。
在社交边际的探寻中，男性可能比女性更富有进取心，他们跟不那么亲近的人交往欲望更加强烈。在调查中显示，移动社交软件增加与熟人和陌生人的社交活动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广泛使用移动社交工具后，46.15%的男性被调查者表示增加了与熟人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17.95%的男性被调查者表示增加了以陌生人为社交为目的的聚会；相比之下，女性被调查者中这两项的数据分别只为37.10%和9.68%。
社交费用的增加无疑在现代公司人的消费支出中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相比于娱乐活动较少、社交费用开销不大的过去，很多公司人更满足于现在的状况，并不将增加的支出视为一种经济压力。“反正也省不下来，在这方面多一点支出倒也图个开心。”在上海工作了3年的李在这方面显得颇为随性。从事检测认证工作的悠悠我心(网名)先生则想得更深刻一些：“就我来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人不只是消费者，也是价值创造者。作为消费者的人类在很多支付行为下都是在做人与物之间的交流，社交工具创造的人与人的交流更多。即便是社交费用支出提高了，但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衡量起来，无形收益的增加远大于实际支出的增加。”
移动社交工具的普及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去参与社交和娱乐。特别是对那些年龄偏大，经济状况较好的男性群体：47岁的企业管理人才培训者陈先生对社交工具的依赖并不亚于现在整天摆弄微信的年轻人。在问到偏大的年龄是否阻碍接受新鲜事物时，他回答得格外阳光：“这跟年龄无关，还是看心态，人要活得与时俱进。”陈先生说自己也属于“没有微信和QQ，生活就缺一大块儿”的那种人。据陈回忆，以前他的社交活动范围很小，手机上联系人只有几十个，现在他的社交软件上的好友名单上限已满，微信通讯录里有2000多人。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常联系的人，但相比从前，圈子还是扩大了很多，聚会、游泳等各种活动也都更方便发起。
另一位49岁的大学老师通过社交工具参与了两次与陌生人的社交活动：环球沙发客和西藏搭车游。他肯定了社交工具对社交活动的积极影响：“像无锡万人步行、万人骑行这样的健身、休闲活动是真的增多了，自行车协会骑行的活动因为有了微信也更方便组织者发起和联系。”
职业与社交费用增加的联系
参与此次调查的公司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从事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的被调查者中，增加的社交费用在30%以上的人数比例更低，而从事新闻、互联网、服务业和其他自由职业的被调查者中，增加的社交费用在30%以上、特别是增加了30%到70%的人数比例更高。由此可见，工作模式较固定、工作节奏更紧张的群体在社交费用上的增加要少一些。另外，在从事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的被调查者中，表示增加了与同事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的人数比例更高，占45%左右，而在其他行业，表示增加了与熟人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的人数比例高达70%到90%。可以想到，以金融、投资、IT工作为职业的人群生活节奏更快，花在社交工具上的时间本来就少，此外，相比于新闻、服务行业，IT或金融人士与人打交道更少，他们使用社交工具更多的还是为了方便工作。
此外，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体，社交费用增加了30%至70%的人数比例高于平均水平，为33.33%。可见在工作压力较小的，尤其是某些特别的事业单位，其供职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闲消遣。
收入水平与社交费用增加的联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社交工具的使用无疑会增进圈内的互动，不过，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来说，互动对象也有所差异：收入较高的公司人似乎更倾向于增加与同事间的社交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在1万到3万元之间的工作者中，61.9%的人增加了与同事以社交为目的的聚会活动，而收入在5000到1万元和5000元以下的次之，分别为46.67%和32.25%。这一结果当然与被调查者的职业和居住地有关：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主要分布在三线城市，且就职于企事业单位或从事教育、医疗行业的居多，可见居住在小城市的人们似乎更加亲密，社交活动范围也相对较窄。
另外少数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居住于一线城市北京，但年龄相对较小，正处于工作的起步阶段，所以与同事一起的社交活动增加较少也在情理之中。收入较高的人群大部分都居住在一二线城市，且从事商业、IT、金融、市场的人居多，除了工作上有较多的应酬，这些公司人的私人空间要小一些，更多的时间都是和同事在一起，或工作或娱乐。
社交厌恶者们是怎么回事
也有部分人由于社交工具的使用而减少社交活动的，这在被调查人群中占极少数。令人怀疑的是，其中有几个受访者，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社交活动减少，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交工具的使用，而是由于其年龄增长或者近期的健康原因。
28岁的马，是一位在线培训公司的职员，他的原因有些不同。在他看来频繁使用社交工具后，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社交软件沟通解决。而且，聚会中很多人面屏问题是他强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周围的人却都在对着手机和别人聊天，对我来说这样的社交活动反倒没趣，索性就不再参加。就我个人而言，使用社交工具后我的社交费用没怎么增加，相反的，有时社交费用还会因此减少。因为除了工作上推不掉的应酬社交，我自己会因为面屏问题而减少个人社交活动。”
其实像上边所说的事并不罕见，面屏问题作为社交工具的副产品也已被人讨论过多次。不过，即使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面屏还是增加了他们的社交参与度。这是因为，智能手机也给了那些常被遗忘在角落、插不上话的性格内敛者一种自然体面的遮掩方式。以前碰到社交活动邀请，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人怕难逃尴尬，也许会推脱有事不去，现在可以坦荡一些了，聚会上听到笑话跟着笑，跟不上气氛就低头看手机作忙碌状。即便没有玩得痛快，表面上也算热忱的活动参与者，在朋友圈里发几张聚会照片还能顺便收集一把赞。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工具也是增加了社交活动和社交费用的，当然这种被动社交支出获得的心理收益指数，要大打折扣。